在长时间紧张、艰苦的反'扫荡'中，我突然得了疟疾，发起了高烧，手脚哆嗦，牙齿打战，头晕眼花，全身无力。

卫生部副部长卢星文极为焦虑，因为眼下敌人正在'扫荡'，连片奎宁都没有啊！

为了让我有个较为安定的环境，静心治病，参谋长黄寿发和政治部主任王建中劝我暂时离开司令部，到狼牙山老君堂去隐蔽一下，说那里眼下没有敌情，老君堂的石海中老道对我们的抗日工作也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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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牙山老君堂

于是，在卢星文和几位警卫员的陪同下，我骑着骡子，上了狼牙山。

到了老君堂后，'摆子'还是照样打。

不过，发起病来，在这云雾山中却有另一种感觉：白云从门隙里一团一团地漫进屋里，我卧在病榻上，如入仙境。

银须飘飘的石海中老人守护在我身边，不是仙翁却胜似仙翁。

每次发病过后，卢星文总是赶紧给我轻拭额上的汗水，石海中老人随之端来一碗煎好的草药，勤务员韩振亭同志则进进出出忙个不停。

一天，我喝过汤药之后，忽然想起一件事，便对卢星文同志说：

'老卢，你还记得几年前我们分区干部进行体格检查时，你说过的话吗？'

卢星文同志想了想，回答：'记得。当时我说过，全分区团以上干部中，就数你和邱蔚身体最好。'

我苦笑着摇头，一九四一年秋季反'扫荡'中，邱蔚同志病得一塌糊涂，只好藏在狼牙山的老君堂和姑姑坨里。

而我呢，虽然熬过了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极其艰苦的岁月，但是身体素质却大大下降了。

记得红四团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我和王开湘团长都得了伤寒病。

王开湘团长在发高烧中抓响了放在枕头底下的手枪，不幸逝世了，而我这个政委在医生和警卫员精心护理下，终于痊愈。

使我深感内疚的是，我好了，却把疾病传给了日夜照看我的警卫员钟学林同志，害得他也很长时间卧床不起。

我虽然住在老君堂里，但是通过'飞线'，对全分区的反'扫荡'情况仍然一清二楚，尤其是中央关于减租减息、生产、拥政爱民和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也及时接到了。

我们的任务，仍然是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克服困难，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建国。

我在病中经常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反'扫荡'结束之后，怎样组织领导一分区的党政军民在废墟上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贯彻执行好中央的各项政策。

在狼牙山上刚刚安稳地住了几天，我忽然接到黄寿发参谋长的电话，说敌人可能在近日内上狼牙山、九莲山、水泉山等地进行'扫荡','剔抉'，建议我赶快转移到五峰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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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寨

我考虑了一下，同意了。

于是，我们怀着难分难舍的心情，告别了石海中老人。

谁料，这一分手，却成了永诀。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这位令人敬重的抗日老道了。

一条小路，在陡峭的群山中蜿蜒伸展，连结着狼牙山和五峰寨。

我骑在骡子上不时感到眼前山影乱晃，有时甚至觉得那高峻的崖头正在慢慢地向后倾倒。

饲养员白敬仁同志牵着骡子在前面不紧不慢地走着，卢星文和小韩同志紧跟在我的身后，离我百步左右便是曾荣昌同志领着的田双喜、徐国顺、李旺仁和刘善德等几个精明强干的警卫员。

他们在执行警卫任务。

一路上，我们并未遇到敌情，只是偶尔碰到个把老乡擦肩而过。

五峰寨是一座比狼牙山还高的山，那里的不老庵便是我们的目的地。

以前看地形的时候，我去过。

那里只有一户人家，三四间房屋，地形隐蔽，虽离敌人的金坡据点只二十来里，但在它南面的牛岗住着二十五团团部，其东面杜岗一带住着二十五团的一个侦察连，敌人是不敢轻易来的。

我们曾把它戏称为'不老庵格勒'。

想不到，当我们到达不老庵时，我的爱人赵志珍带着四岁的女儿易生，碰巧也从金坡敌人的鼻子底下转移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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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武、赵志珍夫妇及女儿易生

我们的房东是一对兄弟，哥哥叫金生，年过三十，又黑又瘦，尚未娶亲，弟弟已经娶了媳妇。

这两兄弟憨厚、朴实，是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他们待我们象亲人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病又发作了，卢星文同志赶紧把我安置在炕上。

曾荣昌同志把随身带来的电话机架好，接上'飞线'，与分区司令部沟通了联络。

驻牛岗的二十五团也得知我来到了五峰寨。

他们除了通知杜岗的侦察连注意警戒外，又将一个步兵连调到不老庵东面的一溜小山村里，以防万一。

在不老庵养了两天病，第三天我正靠在炕上吃早饭，忽然'通'的一声，门被撞开了。

曾荣昌同志领着二十五团的一个侦察员冲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司令员……敌人来了！'

话音刚落，便隐隐听到枪声。

'司令员，快走吧！'

曾荣昌同志催促道。

我放下饭碗，问了一句：'怎么回事？'

那个侦察员说，敌人大概是嗅到了什么气味，今日凌晨从金坡据点经小径直朝这里扑来。

现在，敌人已经和我们的连队交上火了。

我要曾荣昌同志立即派人上东山梁去了解一下敌情，看看二十五团的那个部队能不能顶住敌人。

枪声越响越激烈，听声音，日军掷弹筒也用上了。

不一会，到东山梁看情况的田双喜同志和一位指导员跑来了。

田双喜同志边跑边喊：

'司令员，快走快走！'

那位指导员跑到我跟前，催促着说：

'看样子是冲着你来的！人数不少，你赶紧走哇！'

说完，他又跑回去了。

卢星文和曾荣昌他们全都催我快走，我也意识到，很可能我们这次行动，被敌人发现了。

这时，天空中传来飞机俯冲的呼啸声，不一会，东山梁上白光一闪，敌机投下的炸弹爆炸了。

旁边的金生大哥也火急火燎地说：

'你赶紧走吧！剩下的人，有我们呢！'

日军已经冲上东山梁，离这里只有几百米了。

敌机已经开始进行第二次俯冲。

'走！'

我大吼一声，也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劲，一个箭步便扑到了门外。

这时我看到，东山梁上满是头戴钢盔的日军，正朝我们这里射击，子弹啾啾地打在屋顶上，敌机扔下的炸弹也在附近'哐哐'爆炸。

卢星文同志和警卫员连推带扶地把我往西山梁领，幸好我的疟疾没有发作。

我们刚登上西山梁，敌人已经从东山梁上追下来了。

我们又赶紧翻过西山梁，前面是条山沟和小河，我们什么也顾不得了，过了山沟，直往河中趟。

幸好那冰冷刺骨的水不深，我们都过来了。

面前又是一片开阔地，只有穿过它，才能进入对面的大山。

也就在这个时候，敌人象群恶狗似的扑上了西山梁。

他们凭借着有利地形，架起机枪朝我们扫射。

子弹在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我们跑得更快了。

当我们一口气爬到天津沟的山头上时，才算摆脱了敌人。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情不自禁地举起望远镜朝不老庵方向望去，只见那三四间房子正在燃着大火，周围黄蜡蜡一片，全是敌人。

这天晚上，我们就隐蔽在天津沟的山梁上。

天蒙蒙亮了，曾荣昌同志找到了'飞线'的接头处，将带出来的电话机装好，与二十五团侦察连联系上了。

二十五团的两个连队向我报告说，敌人已经退了，还说昨天分区其他领导同志及二十五团的领导听说我们在五峰寨遇险，都非常紧张，不知我们是安是危，正在派人寻找我们。

于是，我们从天津沟的山梁上下来，向不老庵方向走去。

我在卢星文和曾荣昌同志的搀扶下，登上西山梁，往洼地里一望，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烧焦的废墟。

我的心跳得更厉害了，呼吸也急促起来。

下了山梁，刚拐了个弯，忽听有人大声喊道：

'杨师长，你回来啦？'

我定睛一看，惊喜地叫了声：'金生大哥！'

便向他扑去。

'你们怎么样？'

我迫不及待地问。

'什么事也没有！'

金生大哥舒心地一笑。

原来，当敌人离不老庵几百米的时候，金生一家把我的爱人和女儿隐蔽在一个山洞之后，他们自己也很快地藏起来了。

敌人到达不老庵后，见房子已经烧了，我们也跑远了，也就没有认真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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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杨成武夫妇接待邢金生

后来，我们终于弄清，当我们转移到五峰寨时，被敌探发现了，所以日军才派飞机掩护步兵前来奔袭不老庵。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北岳区长达三个月的反'扫荡'终于胜利结束了。

这次反'扫荡'，粉碎了敌人'毁灭'我根据地的企图，打了许多胜仗，还完成了秋收、秋耕和征收工作。

但是，日本侵略军在这个历时最长的'扫荡'中的烧杀破坏是史无前例的。

边区人民所受的损失，比一九四一年敌人的'扫荡'还大。

反'扫荡'一结束，我就返回分区和地委机关，着手组织和领导全区军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迎接一九四四年的新任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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